很多热爱文艺的人都有过开书店的梦想，但是看看实体书店经营的惨状，这梦想多半也会“止于念想”。可为什么总有些人会真的“想不开”，跑去开书店？为什么还有那么一批独立书店，不仅能活下来，还越做越好？

　　《书见·第三季》一书中，收录了全国各地独立书店主理人的一些亲身经历，他们有的人把独立书店开到了乡村里，有的人砸掉吧台，让书店打造成“公共生活的载体”。书店的主理人们明白，想要在如此艰难的营生里创出了一条活路，靠的绝不能只是情怀而已。

　　下文摘选自《书见·第三季》，经作者授权推送。小标题为编者所拟，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。

　　都说书店是“城市之光”，其实，书店又何尝不是“乡村之光”。只是在乡村，真正意义上的书店实在太少了。乡村书店的稀缺，并不意味着市场空白，也可能意味着乡村不具备书店生存的土壤，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如此。

　　但近些年，广袤的乡村也出现过不少书店，甚至一度成为“网红打卡点”,让人恍惚以为，在乡村开书店是一门不错的生意。

　　事实上，这些乡村书店要么有资本背景，要么书店本身已具备很强的品牌效应，在地方政府的合力推动下，落地成为文化地标。这些书店，远非一人之力所能及。

　　开书店绝非一时兴起，走上这条路，其实已经准备多年。虽然未从事过相关行业，也没有零售业的工作经验，但几乎从大学毕业起，就一直关注着书店这个行业。每有机会出差或旅行，逛书店总是必选项。这些年，静观一些书店渐渐落寞，令人扼腕。与此同时，又不断有新鲜面孔出现，给人惊喜。实体书店，虽几经沉浮，但始终孕育着希望。

　　开书店的种子，在这个过程中渐渐萌发。或许命中注定，人到中年，事业却行至穷途。与其苟延残喘，不如推倒重来，那就开书店吧！

　　理由很简单，首先，我出生在乡村，我是农民的儿子。对于乡村，我们这代人仍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。乡村里有我留守的老父亲，有一众亲友，当你在城市找不到归属感时，乡村是你唯一的归宿。多么幸运，我是个有故乡的人。我决定辞职返乡开书店。

　　其次，在城市里开书店，意味着更高的成本。我工作辗转这么多年，并没有什么积蓄。而且，城市里不缺书店。各种品牌连锁书店、公共城市书房等，都会挤压小型独立书店的生存空间。想要开一家有足够辨识度和差异化的城市书店，没有一定的资本积累，没有足够的行业资源，显然是不太可能办到的。而乡村，或许是个扬长避短、另辟蹊径的选择。

　　于是，我的方向很明确：返乡，但不在家乡所在地的市区开店，而选择乡村地区。不过，并不表明我要把书店开到农村去。书店本质上还是一个店，如果没有潜在的消费人群，就只有死路一条。结合现有案例，我把目标锁定在几个有文旅要素的乡镇，至少有外部游客的流量，书店在逻辑上才能站住脚。

　　考察一圈下来，排除了几个尚不成熟的地点，最终在一个叫作常乐的小镇上，我看中了一处紧挨着张謇纪念馆的门面。张謇先生是清末状元、民族实业家，当年几乎以一己之力，将弹丸之地的南通建设为全国模范县。常乐镇是他出生和成长的地方，真正的状元故里，文脉深厚。张謇纪念馆时常有团队和散客参观，把书店开在此处，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。

　　略显遗憾的是，因张謇纪念馆周边规划调整，我看中的门面面临拆迁，在这里开书店的计划也成了泡影。正一筹莫展之际，我发现距离张謇纪念馆不远的一处工地，正在开发建设“张謇故里小镇”文旅项目，工地围挡张贴着招商海报，看上去类似仿古的商业街区。

　　上网搜索了一下，发现张謇故里小镇居然是江苏省的重点文旅项目，也是对张謇先生当年“村落主义”理想的致敬之作，正好对应当下的“乡村振兴”。而且，小镇一期“柳西半街”当年就会建成开放。我常年在外地工作，对家乡的动向竟然完全不知情！

　　开乡村书店，这里绝对是个不二之选。一个月之后，正式签订了租赁合同，书店选址终于落定。

　　至此，书店的名字也顺理成章地产生——草木，取自张謇先生的名言：“天之生人也，与草木无异，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，与草木同生，即不与草木同腐。”

　　合同签订半年后，2021年11月，张謇故里·柳西半街建成开放，草木书店也随景区一起，正式开门迎客。

　　作为一个书店小白，一个生意场上的新人，我的经营方式比较粗放。书店不办会员，没有储值，没有建读者群，所有书籍都可拆封，不必消费可入座，买书直接就打折。我希望书店少些套路，当然，我也做好了交学费的准备。

　　草木书店享受了一波景区开业的客流红利。几乎有半个多月的时间，每天都是门庭若市的状态。不过，爆满的客流并没有带来相应的销售转化。

　　十里八乡的游客更愿意吃喝玩乐。至于文化消费，似乎是可有可无的东西。在乡村，独立书店终究还是个新鲜事物。在很多人眼里，草木书店是一家图书馆，或者是开在乡村的新华书店。

　　一家乡村书店遭遇这样的尴尬，并不意外。当开业的喧嚣渐渐散去，书店逐步积累起了属于自己的目标客群。他们大多来自十几公里外的海门市区，职业集中于教师、医生、公务员等。日常的游客中，也有一定比例的转化，但这样的场景并不可控。有了这些目标人群的支持，书店的图书销售占比逐渐上升，超过了文创产品和茶饮，成为书店的主要营收来源。

　　随着客流的日益稳定，书店逐渐开展起各类文化活动，主办摄影书展、读书分享会，承接周边学校师生的阅读活动，等等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书店积累了更多的读者和作者资源，有机会邀请部分作者来书店举办签售活动。

　　同时，线上的运营也在同步开展。开业之初，书店注册了公众号、视频号、小红书、B站、抖音等平台账号。虽然仅靠一个人打理，内容产出有限，但通过这些平台，一家乡村书店能够不断发声，从而被更多的人看见。而且，个别平台的活跃度已远超我的预期。经营组合拳的作用慢慢显现，草木书店在本地的知名度日益提升，而且获得了不错的口碑。

　　一切都按照预定的轨道有条不紊地推进。虽然书店的选品和运营还远没有达到理想中的模样，但在一点点地进步；虽然书店还远未盈利，但在一个相对良性的通道中逐步攀升。

　　我不想拿疫情说事儿，虽然它结结实实地让书店闭店了几个月，极大地影响了经营。但这种困难并不是书店独有，所有实体经济都困在其中，书店所在的景区也不例外。

　　2022年十一长假前，景区裁撤了讲解员和演艺团队，长假结束后，又解散了运营团队。紧跟着，所有自营店铺全部关闭，不少租赁店铺也闻风退租。

　　此时距离景区和书店开业，还不满一年。我想过很多种书店经营中可能面临的困难，但万万没想到，开发商会率先撑不住。一番变动之后，整个景区几乎成了空壳，仅剩三四家店铺还在勉力维持，草木书店是其中之一。但显而易见，景区已不具备吸引客流的能力。虽然书店仍开门营业，但几乎没有什么人进店。线下陷入停摆，我转而寻求线上。

　　开发盲盒产品线上售卖，参与小红书的“独立书店复兴计划”、广西师大出版社的“加油！书店”第七季活动，等等。通过书店自媒体平台不断发声，让大家知道：草木书店依然活着，并且仍在努力提供实在的服务。

　　但当我在书店枯坐一天而没有一个客人的时候，我开始质疑这个空间存在的意义。书店经营时间已不固定，书架上的书籍也很少更新，活动全部停滞。草木书店几乎陷入名存实亡的境地。

　　更糟糕的是，转过年来，尽管景区事实上已处于瘫痪状态，但景区管理方仍执意收取足额租金。这种做法的合理性显然值得商榷，我据理力争，然而沟通并没有收到成效，管理方干脆直接给我发了催款函。

　　2021年夏天的时候，家乡另一座小镇临江镇，曾向我抛来过橄榄枝，有意邀请书店进驻其辖区内的东布洲科学城。彼时柳西半街景区还在正常运转，我无暇兼顾两家店的运营。而且，草木书店尚处于草创阶段，此时扩张开分店，未免过于冒进。

　　虽然与临江的合作暂时搁置，但这个小镇及独特的资源禀赋，渐渐进入我的视野。我最初选址的时候，并未考虑过临江，因为对这个小镇实在缺乏了解。回顾此前半生，与临江镇没有什么交集，似乎还从未踏足过家乡的这片土地。

　　临江原本是传统的农业乡镇，十余年前，在长江边的一片荒滩上，开始规划建设东布洲科学城，如今已有200多家科技创新企业在此集聚，蝶变成一座生态科技人文小镇，伴随着大量人才引进的是各种生活配套设施的完善。罗森和瑞幸相继进驻，足见消费力的支撑——与其说是品牌的下沉，倒不如说是乡村的升级。

　　另外，值得一提的是，此地还是著名诗人卞之琳的故乡，他的代表作《断章》脍炙人口，深入人心。卞之琳艺术馆就位于东布洲科学城内，参观团队络绎不绝。若论地方文脉，常乐和临江可谓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枝。在进入东布洲科学城的主干道上，“科学小城江上桃源”的大幅标语非常醒目。这个世外桃源般的小城，也应是书店的理想安身之所。

　　就在柳西半街景区陷入困境，书店前景迷离之际，临江再次发出邀约。此时的合作已是水到渠成，一拍即合。仲春时节，我和临江签署了合作协议，草木书店将在临江续命新生。

　　与柳西半街的纠纷仍在继续。并非是我没有契约精神，当正当权益受到侵害，我能做的就是奋力反击。

　　东布洲科学城内的店面，草木书店的2.0版本，无论在选品还是运营层面，都会有更大的提升。我期待她最终绽放的模样。

　　开乡村书店的这两年，可谓一波三折，又绝处逢生。个人运作的乡村独立书店，道路固然不平坦，但前景依然可期。回顾我的选址和运营经历，可以把乡村书店的运营逻辑归结为一个问题：什么样的乡村需要书店，并且具备市场承载力？

　　柳西半街招商规划本就有书店业态，我幸而将其拿下。东布洲科学城需要丰富园区的文化生活，才会找书店合作。没有这样的大前提，乡村书店便是无本之木。有了这些前提条件，切入的时机也非常重要。当初返乡之时，刚好赶上柳西半街对外招商，回去早了无从谈起，回去晚了轮不到我，就是这么机缘巧合。

　　虽然和柳西半街闹得不甚愉快，但倘若没有第一家草木书店，东布洲科学城也不会找到我。其中既有主观判断，也有时运使然。回到家乡开书店，天时、地利、人和，我都沾了边，可以说是相当幸运了。

　　当然，现在谈成功经验还为时尚早。草木书店刚刚熬过第一阶段而已，目前还处在青黄不接的时期，前路尚未可知。我只是将自己摸着石头过河的经历，如实讲述出来，以供大家参考。

　　我是一名理科生，连续创业者，坚持大量阅读很多年，一直文史书居多，近年开始涉足哲学和艺术方面的书籍。毕业后混迹金融圈，银行、证券、基金公司都待过，既没有占到牛市的便宜，也没有攀到多高的职位。一见图书馆是我的第三个创业项目。之所以想做这样一个图书馆项目，是为了不惑于自身，不惑于生命。

　　阅读陪伴我经历了很多疑惑与磨难，也带给了我很多的快乐，书籍改变了我很多。想把这份快乐和改变带给更多的人，想唤起更多的人文精神与人文关怀。带着这样的理想，我开始构思围绕阅读的再次创业。因为已经不是第一次创业，所以从一开始就会比较关注怎么赚钱，怎么商业化。

　　花了一年多的时间，留意、观察各种关于书的业态。从书店连锁的、独立的、网红的，到图书馆市立的、社区的、儿童的，从国内到日本、美国、英国，一大圈兜转下来，我并没有发现清晰的盈利模式，但收获了不赚钱的公开秘密。那就是卖书不赚钱，卖咖啡养不活，卖文创卖不动。是不是要放弃这条赛道呢？创业精神和骨子里的文艺又起了决定性作用。

　　经过前期的筹备、团队的组建，2019年7月，一见图书馆第一家馆在上海南昌路开业。一见源自“一见如故”,这是一见与消费者之间的纽带。一见图书馆是一家社区图书馆，选址定位于社区，目标客户是社区居民，尤其是社区里的家庭。为社区家庭提供丰富多元的文化体验，是一见图书馆的价值和主张。

　　对于社区，一见图书馆是以文化为载体的家庭成长空间。对于主理人，一见是孵化和协同社区文化的消费平台。一见是一本本书，书非借不能读也；一见是一个个人，在这里收获成长；一见最终是一个持续生长的社区图书馆。

　　为什么最终呈现出来的一见图书馆是这样的？长久以来，社区文化中心是全国每一个街镇的标准配置和基础设施。但是，其中绝大多数长期处于缺乏活力，甚至缺乏认知的状况，背后的原因固然是运营的缺失，因为绝大多数社区文化中心没有专职、专业运营团队。社区文化中心主要提供公共便民服务，本身不具备商业造血诉求和能力，也就无法激活人才以及主动运营行为，自然而然就逐渐沦为空间，只剩空间了。然而，大众和社区的文化需求，尤其是自我成长的需求，也是刚需。

　　我经常被问及这样的问题：“一见图书馆是一项公益事业，是一家商业公司，还是一个社会企业？”我的回答是：“一见图书馆是一家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商业公司。”

　　所以，一见图书馆是一家商业公司，它需要考虑收入和利润，需要考虑现金流，需要努力保障每位同事按时收到薪酬。它遵循生存法则，一直在突破和生长。它也需要考虑发展，考虑融资，让自己的经营更健康、更持续。

　　一见图书馆的初心、理念和价值观，以及收获的认可和支持，都来自其所肩负的社会公共教育责任，也很好地诠释了“所有的梦想都是有价格的”。围绕文化创业尤其如此，梦想可能只需要付出个人的时间，也可能需要成千上万人的参与，可能只需要投入自有的一间铺子，也可能动用他人的资产。这也是为什么一见一以贯之的探索：始于情怀，终于商业。这有什么羞愧的吗？

　　一见图书馆首店位于南昌路205弄3号，一栋百年的上海新里洋房，在繁华的淮海路后街，遮掩在一大片梧桐树叶下，一共五层楼，有洒满阳光的花园，也有能摘梧桐叶的露台。它是《十三邀》录制的地方，也是《爱情神话》的取景地。它是上海青年最喜欢的图书馆之一，大家喜欢叫它“网白图书馆”,因为它纯白的富有设计感的门头。

　　讲一讲这个让人一见倾心、一见如故的图书馆的选址故事。在一个阴天的下午，三个合伙人邵斌、晓明和我刚从一家咖啡店走出来。这是中介推荐给我们的一个店铺，但我们都不满意这个选址。趁时间还早，我们打算沿街走到下一个地铁站。

　　一路上，我们看见几个出租的店铺，试着拨打贴在玻璃上的号码，通话往往在报价后匆匆中止。继续走了百十多米，我们站到了南昌路205弄3号门口，和之前的几个店面一样，玻璃上也有“出租”字样。不一样的地方在于电话号码不是留在正面，而是背面，我们进去逛了一圈之后才发现了房东的电话。整栋房子是破旧的，二楼以上空了很久的样子，破损的墙壁和地板，发黄的旧物和满目的蛛网。房租是高昂的，即使单价比之前那几家便宜不少，但整体价格还是我们预算的两倍。然而，它深深地吸引了我们，打开了我们的想象空间。

　　在一番心里斗争和讨价还价之后，我们还是租下了这栋房子，作为一见图书馆亮相的首秀。在装修接近尾声的一个上午，一位老人走进来询问在馆里整理新书的晓明：“这里打算做什么啊？”“图书馆。”老人家有点激动，轻声地嘟哝着“很好，很好”便走了，最后说等我们开业再来。

　　我们也没有放在心上，但在开业后的一天，这位老先生真的来了，和我们攀谈了好久。原来他是这栋房子的故人，当他还是小学生的时候，大概是20世纪50年代，他在这里，也是他外公的家里读书、下棋。老先生的外公是清末的秀才，民国期间官至教育厅，有很多很多的藏书，书架和我们现在的一模一样，连摆放位置也一样。百年间，房子几经易手，早就和老先生没有了关系。

　　老先生也是文艺工作者，早年间著书记叙了这栋房子发生的种种故事，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无疑是外公如山一般的藏书。兜兜转转，竟然在我们几个年轻人手里又回到了放满图书的场所，他怎么不感慨，我们又怎么不激动？所谓使命召唤，不过如此吧。

　　在一见图书馆开业100天之际，老先生邀请了他侨居国外的兄弟姐妹，和我们一起庆祝，给我们带来了老房子里的种种趣事。一栋跨越百年的藏书楼，几代人的传承，真是无巧不成书啊！

　　常在南昌路附近游逛的朋友想必见过这样一位老者，蓬头垢面、步履缓慢，但神志清醒、谈吐清晰，老先生姓陈，也是图书馆的常客，整条街上的商户平时都会照顾这位老先生。起初，我们的店员觉得有些奇怪，总有一位打扮得像流浪汉一样的老者在图书馆门口驻足，透过窗户往里面看。有一天，下着很大的雨，老先生穿着紫色的雨衣又来到图书馆门口。这次我们把他请了进来，他有点犹豫，想必担心自己身上的雨水。我们几经邀请，他才走进图书馆，脱下雨衣，在书架前一格一格地仔细观看。我们给他倒了一杯热牛奶，便没有过多打扰他。

　　老先生就这样缓缓地看了足足半个多小时，取下一本阿城的《棋王》,拿出老花镜，开始看了起来。大概又过了一个多小时，他把书放回了书架，和我们颤颤巍巍地道了谢，拿起雨衣走了。之后，老先生经常会来图书馆，有的时候看看报纸，有的时候选一本书看看，有的时候干脆坐一会儿打打瞌睡，每次来我们都会给他倒一杯热水或者牛奶。

　　图书馆应该具备这样的社会责任，图书馆不仅仅属于一部分人，而是整个社区、所有社区居民的图书馆，是他们的生活避难所、文化栖息地。

　　杨老师是图书馆最早的会员之一，去过南昌路馆的朋友想必留意过，二楼一整排书架放置了很多珍藏版的历史书籍，其中不乏线装书和一些装帧极其精美的精装书，内容以历史为主，这些书的主人便是杨老师。杨老师已经退休，差不多每天都会来图书馆坐一坐，要一杯热拿铁加两包糖，然后选择同一个位置——二楼的沙发坐下，想必每天中午在图书馆安静地坐一会儿，是他每天很享受的事情之一。

　　杨老师经常大包小包地给图书馆捐赠一些书，起初是两三本，到后来就是十几二十本地带过来，慢慢地他的会员书格已经无法装下这么多书，于是我们专门开辟了一整个区域的书架，用于收藏杨老师捐赠的书籍。直到现在，杨老师也和我们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，还经常到图书馆参加各种活动。能够让社区居民珍爱的书籍有安身之处，能够成为社区居民喜欢的精神寄托地，这便值得。

　　我相信不管是开书店或者图书馆，书籍都是一种很好的媒介。因书结缘的人，往往聊得比较投机，也印证了我们的一见如故，不失为生活增添了很多乐趣。一见图书馆的待客之道是“你来，就是我们！”我们这一路的开放和坚守，为我们从几千名会员中带来了忠实的消费者、合作伙伴，还有同事和投资者。

　　如果让我总结这三年多来最大的收获，那肯定是这一大群同行者。因为这些人，生活更丰富了，也带来了更多可能。

　　一见图书馆自2019年下半年开业以来，完整地经历了三年疫情。尤其是2022年，一见图书馆无疑给我和合伙人们增加了很多负担。一见始终是一家小微企业，需要支付房租和人工工资。它需要到店的消费者，它需要开门营业，这就是现实给到梦想的代价。尤其在这个看似努力还是得不到回报的特殊时期，每一个小伙伴的生活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。我们减过员，不得不和他们说山高水远；我们减过薪，却没必要使用“共克时艰”这样的词语。

　　更多的相遇和离别，和平常的生活区别不大。看着满屋的书，尤其是那些还没来得及被翻阅的书，就像是未完成的使命，更加坚定，也更加淡定，想必这就是我开图书馆后最大的改变吧。

　　野梨树书店的名字来自土耳其导演努里·比格·锡兰的电影《野梨树》，讲述了刚刚大学毕业的青年司南准备出版自己的第一部小说，返乡筹钱，历尽周折出版的小说却无人问津，似乎只有曾经关系疏离的父亲认真地读了好几遍。父亲曾执着地要在山坡上挖一口井，在影片的末尾，父亲仍在雪地里挖那口井时，司南选择了下入井中帮忙，即便知道只是徒劳一场。电影在一首巴赫的C小调帕萨卡利亚与赋格中结束，落满了雪的山丘上，一场父与子的和解寂静无声。

　　野梨树结出了酸涩的果实，在一片贫瘠之地上。我喜欢这样的电影，它有很强烈的文学性。野梨树本身的意象也吸引着我，野生的，就是一种主流之外的选择。

　　在书店开业一周年前夕，我前往了土耳其。从伊斯坦布尔旅行至南部的恰纳卡莱——电影《野梨树》的拍摄地，去寻访电影中的野梨树。在荷马史诗的《伊利亚特》里，这里也是特洛伊战争的发生地。这次旅行，是一次回归，也是一次告别，是对源于这部电影而得来的书店名字叙事方式的一次告别。从此时开始，我决定放下一些东西，这家小书店才可以行走得更远，更开阔。

　　想起了书店开业时，我写下的一段文字：“我想到野梨树未来一定要回归街道，回馈街区。在选书上，没必要规避大众经典，把自己的选择更多延伸到社区与街头，温和而富有活力，不断运作，加以牢固，在贫瘠之地，徐徐生长。”

　　某个天气极好的下午，书店里正播放着德沃夏克的《第九交响曲》,这部交响曲包含着两个不同的主题，一个是出走，另一个是回归，它也有着另一个名字——自新世界。书店里人头攒动，几十位顾客，有男有女，围在吧台四周，认真又随性地用笔在上面画着一些图案，写着一些短句或长诗，慢慢地，吧台长满了文字，布满了画……10分钟后，所有人一起用铁锤砸掉了它，吧台变成了一堆砖块散落在地上。有人写下了一句“所有的混凝土都会开裂”，吧台在这句话之间裂开，轰然倒地。这件事像是这家小书店的历史拐点一样，在这天之前的那部分故事，是关于一位书店老板的自我迷恋，后面的部分，是关于一家书店走向公共生活的尝试之举。

　　因为要讲述一家开在成都的独立书店，不得不提它所带来的一种公共生活。砸掉吧台，其实是因为书店的活动很多，但空间十分有限。每次办活动的时候，为了让更多的人站着旁听，只好把吧台里面的空间也让出来。在大多数有吧台的店里，吧台属于“内部区域”，通常不会让顾客进去的，但是野梨树的吧台多次被“占领”。干脆把吧台拆掉，把这部分空间让步给公共活动。

　　拆吧台那天，我没有雇工人，而是以发起一场活动的方式，招募了几十位书店顾客，邀请大家在即将拆除的吧台上即兴创作，完成一幅仅留存10分钟的作品，然后所有人共同把它砸掉。有的人砸出了电光火石的火花，有的人寻找一块带有自己写下的文字的破碎砖块当作纪念品。它像是一场行为艺术，也是一个公共宣告——这家年轻的野梨树书店，正在摒弃过去的经营方式，由此进入了2.0版本。

　　做这件事的目的很简单，砸掉吧台，意味着在书店的空间布局上去掉权力的中心，意味着书店走向公共空间，只有这样，才有可能实现公共对话，建立公共文化生活的基础。公共生活的形成，离不开参与者，或者说离不开一座城市里关心公共事务的人群，之前很多朋友和我聊过，类似北京、上海这样的大城市，文化资源很多，人口数量也很庞大，却难以有真正的公共生活。

　　有一次我到北京参加书展，顺便探访了几家书店，出行的时间和成本都非常高。北京的城市半径比较大，人和人想要见一面，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参加活动，有很高的时间成本，这种成本带来的是焦虑。与成都毗邻的重庆同样也是如此，整个城市的结构是把不同的地方切割开来的，地理上是分离的，两地之间要过大江、跨大河、上山过坎，仅这一点就成了公共活动难以形成的原因。

　　后来，重庆有了一家叫匿名书店的独立书店，书店的主题就是“重返公共生活”。书店主理人也是媒体人，每次举办活动时，书店里和野梨树一样，挤满了对公共议题感兴趣的读者，有一种“流动的盛宴”般的文化盛况。原来城市里有这么多人关注文化生活与公共生活，嘉宾与观众们对面而坐，各抒己见，平等对话，不再像过去把嘉宾置于高台之上，与读者遥遥相望。观念与观念之间的那道无形的、难以逾越的鸿沟被打破了。

　　在匿名书店外的院坝，一场公开的关于社会议题的辩论正在进行，对参与者的公共论辩能力要求很高，就像是在雅典城邦，公民们正在举行的一场辩论，艺术、法律、公共性由此诞生。

　　野梨树书店开业时，我就尝试把它做成book&brew的模式，就是把专业的精酿酒吧和独立书店一起经营的方式。酒精带来的放松感，更易于打开对话，野梨树的空间不大，所有人都可以互相看到，听到对方说话，沟通无障碍，交流更自然。书店的氛围，也是一种隐形的约束，不至于让人在酒精作用下失去理性，两者的总和，就是公共对话的基础。从古希腊时期到近代的作家文人们，比如尼采、海明威、菲茨杰拉德等，都与酒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我们有太多关于酒的故事可以讲述，它正引导着一家书店形成一种特有的氛围。

　　在书店装修的那段时间，我每天从住处到书店坐地铁往返，会带一本柏拉图的《会饮篇》，一直被书中所描述的场景和对话所吸引。野梨树开业的活动可以说就是书店的底色与基调，第一场活动的主题就是柏拉图的《会饮篇》。当天书店里来了40多人，围席而坐，边喝酒边聊天，持续到深夜，人群久久没有散去。那是一场愉快放松的对话，人们在对话中看见彼此，它也成了野梨树延续至今的公共活动的氛围。

　　与重庆不同，成都的城市规模和布局，为数量众多的公共文化活动提供了更便捷的条件。很多活动集中在三环以内的老城区，比如独立书店数量密集的玉林，以及野梨树所在的桐梓林等地区，很多地方骑车不过10分钟左右，更多的地方甚至步行即可。一个城市的公共文化其实就像水一样，只有易于流动，才能形成一定的气候，最终才会汇聚成湖海。

　　一家独立书店，很多时候就是主理人的个人意志、审美与经验的呈现，这也是我前面所说到的“一位书店老板的自我迷恋”这种迷恋如西西弗斯推动的那块巨石，将他的命运与巨石连在一起。比如，主理人可以决定把什么样的书摆在书架上，这是一种很大的权力；另一种权力的象征，就是一个漂亮的吧台，等同于一块拥有特权的私人领地，它带来的某种安全感和确定性，把主理人与顾客隔绝开来。因为个人意志、审美与经验等，独立书店才有了独特的价值取向，但不限于对文艺作品的自我陶醉，以及对权力身份的迷恋。

　　书店开业近一周年时，我意识到，野梨树如果仅仅拥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。我喜欢的文学、诗歌、艺术构成了走进书店的基础共识，但是，仅有基础共识是不够的，对话的必要性以及公共性对野梨树也很重要，所以让垒起吧台的无数块混凝土裂开、敞开空间，才能实现身份的平等。书店有着天然的社交属性，可以进行真诚又明亮的对话，只有不断地开放，才不会走向自我的偏狭。

　　拆掉吧台后的野梨树，每个月都有十几场活动，除了文学、艺术、诗歌、音乐等，多数活动是关于公共议题，人们在同一个空间，听见不同的观念与游历，不是为了寻找同温层，更重要的是看到不同生活的可能性，重拾对话的精神。

　　有读者问过我一个问题：如果一家书店，不是以书被人所知，而是以酒和活动闻名，那么它还能被称为书店吗？答案是肯定的。因为书店的业态越来越多样化，越来越细分，这是书店行业为了生存的不得已之举。很多书店主理人来自不同行业，比如媒体、互联网、设计等行业，他们在经营书店的过程中，会带来一些新的思维模式和经营方式。

　　野梨树书店最初是被评价为“精酿最好喝的独立书店”而被众人所知，慢慢地，更多的人是因为参加读书活动，后来又不断地参与活动，它成为很多人的精神生活的一部分。虽不能说是一种创新，但说明书店行业本身在自我更新，并且完全不必回避商业化的问题，只有让自己活下来，才能实现其价值。